时光飞驰、岁月如梭，转眼间，党的百年华诞即将来临。抚今追昔，目睹北京经开区的巨大变化，不禁想起35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挥笔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

　　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积极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个历史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学党史、学改革开放史，追寻伟人足迹，重温“春天的故事”。

　　■新加坡经验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参考

　　1978年，中国决定推开国门，启动变革。那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

　　新加坡是他出访的最后一站。短短两天参访行程，他惊叹新加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引入众多跨国公司的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引起邓小平的浓厚兴趣。

　　位于海滨地带的裕廊工业园区，面积60平方公里，本为荒芜之地。新加坡以此为基地，选择了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使新加坡快速实现工业化，并使其成为亚洲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

　　在裕廊镇政厅，邓小平听取了裕廊镇管理局主任的介绍，并登上裕廊镇山上5层高的瞭望塔，鸟瞰这个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在回国后的一次有关利用外资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了新加坡的做法。他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新加坡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经验，成了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考。

　　邓小平出访归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写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79年4月，广东省主要领导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挥广东的优势，允许广东在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此十分赞同，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形式，要求“抓紧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1980年3月，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在中央大政方针的直接指导下，深圳特区从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边陲小镇，通过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得到快速发展。1979年工业产值仅6000万元，到1984年，已达18亿元，5年间增长了29倍。但社会上对特区建设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止，党内对此也出现不同意见。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4年1月22日起，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

　　抵达广州后，他说，“举办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在目睹了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后，他分别为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了“准生证”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座谈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问题。他说：“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进而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共同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天津、上海等8个港口城市、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行政区负责人，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省、自治区的负责人，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等40多个部门负责人，共90余人参加。邓小平亲切接见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代表。

　　会议整整开了10天，气氛异常热烈。到会同志发言踊跃，许多中央领导亲临现场，参与讨论，谋划加快步伐，扩大开放。建议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对外开放的主线。

　　在讨论开发区的名称时，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岚清提出：开发区不仅要创造一个吸收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追赶世界的先进科技潮流，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被会议采纳。

　　28天后，《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以中发〔1984〕13号文件批转全国。《纪要》明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份凝聚着改革开放精神的《纪要》，成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生证”。

　　■挥笔题词，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自1984年9月起，大连、天津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建立，并取得积极进展。但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开发区心存疑虑，甚至有人提出“开发区这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面对各种质疑和挑战，天津开发区敢为人先，短短一年，就引进项目21个，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1986年8月，82岁的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决定前往天津开发区实地考察。他一下火车，就对前来迎接的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8月21日，他在天津市领导的陪同下，乘坐旅行轿车，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来到起步仅有1年零8个月的开发区，邓小平看到，在原本草木难生的盐碱滩上，道路和水、电管线有序铺开，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施工现场一片火热，已有35家外资企业入区。

　　邓小平参观了开发区首家投产的中外合资企业，亲切会见了外方经理等企业负责人，听取了天津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的汇报。当得知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商在开发区投资建厂时，他高兴地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并挥笔题词，写下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开发区大有希望”。

　　邓小平寓意深远的重要讲话和光辉题词，对开发区的广阔前景作了明确的论断，澄清了疑虑、回答了质疑，坚定了开发区创业者的信心，让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又一个历史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