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他们开启改造社会征程_红色印记

觉醒年代，他们开启改造社会征程

来源：人民网时间：2021年03月31日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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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春时节，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处的慈悲庵内外万物复苏。上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据点，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道路，开展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高君宇去世后葬在离此不远处，他与新文化战士石评梅的革命爱情为后世称道。

　　“五团体会议”推动中共北京组织建立

　　建于元代的慈悲庵，依然风貌犹存。其中一间屋子的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码放整齐的方椅，墙上挂着的那张年代久远的黑白旧照，记录下了100多年前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此召开“五团体会议”的情景。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社员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来京，希望“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对此，李大钊非常赞同，他建议以觉悟社名义邀请北京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8月16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共五个团体的20多名代表，包括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刘清扬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与议程安排；邓颖超汇报了觉悟社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倡议在座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希望革命青年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并明确提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两天后，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出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之后的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党史学者认为，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的这次“五团体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的建立，也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慈悲庵成联络同志开展工作秘密据点

　　李大钊要为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早期组织选择一个秘密工作的场所。他分析各方面条件后，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

　　在当时的北京，陶然亭位置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相对隐蔽。而且，陶然亭周围坟冢很多，如果以上坟为掩护不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1921年夏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夫人病故，葬于陶然亭。陈愚生便以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了两间南屋，对外说要住在这里为夫人守墓，实际上是在此建立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据点，联络同志，举行秘密会议。

　　从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都曾在慈悲庵进行过秘密革命活动。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深入工人学生中

　　出慈悲庵，沿陶然亭西湖湖边向北前行，眼前出现一处墓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葬于陶然亭湖畔的高君宇之墓墓碑上的刻字。他的人生也正如这诗句描述的那样短暂却耀亮。

　　五四运动前后，在校长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北大学生高君宇先后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邵飘萍为讲师的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思想非常活跃。

　　1920年初，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的途中，两人商谈建立共产党的计划。回京后，李大钊便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商议，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经过多次酝酿，1920年3月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很快，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也加入进来，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较早的成员。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筹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旨在教育广大青年，壮大革命组织。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人，会议通过了团的章程，公推高君宇为书记，确定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联络青年，在进步青年中吸收团员，发展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和宣传活动。会后，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深入到工人和学生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参加社会各种革命斗争，团的组织也不断扩大。

　　为使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密切联系，1921年3月16日，高君宇主持召开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会议。会上，他报告了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来华及在北京的活动情况。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四次大会，根据李大钊的建议，青年团机关改为委员制，高君宇被选为委员，负责团的组织工作。5月，他又到山西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苏俄回国后，1922年5月他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团的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高君宇不断组织各种活动，扩大团的组织，亲自指导青年朋友的工作、学习。他不但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也称得上是中国共青团的开拓者。

　　发动工人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高君宇、邓中夏等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他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向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党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周末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

　　1920年5月1日，全国数十个城市举行集会或游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约有五六万名工人参加。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那一天，北京工读互助团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字样的旗帜，沿街散发《五一劳工宣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50名学生，分成5组，沿街宣讲“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工界”“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北京大学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会上，李大钊做了关于五一运动史的报告。会后，北大师生一起上街宣传讲演，散发传单；长辛店的工人也举行了纪念会。

　　同日，高君宇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表了《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一文，宣传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伟大意义。他说：“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也是平民要‘复权’的一个记号。”五月一日同盟总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减少工作时间，“它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

　　可以看出，从工人运动一开始，像高君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与改良主义者不同。他们从事工人运动的目的，不在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是引导工人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就像高君宇在文章中所说：“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

　　努力完全贯注在改造社会上

　　在高君宇的墓旁还有一座墓，那便是他的恋人石评梅的。路人至此，多会走上前来，追忆他们生死不渝的革命爱情。

　　1921年，高君宇与石评梅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识。当时，石评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任附中教员。两人经常书信往来，逐渐产生了爱情。

　　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高君宇经常对她的弱点进行开导，同时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石评梅信中提到自己“有说不出的悲哀”。高君宇便在复信中写道：“现在青年的烦闷是很普遍的，我曾告你我是没有过烦闷的，然而实际何尝是这样，只是我想着：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高君宇在信中向心上人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热情：“相信我，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之事业上的。”高君宇还劝导石评梅粉碎桎梏，“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让石评梅看到了高君宇对生活严肃崇高的态度和他对革命事业执著的追求。

　　在给石评梅的另一封信中，高君宇这样写道：“我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终于，他的真情和高尚情操打动了石评梅，石评梅接受了他的爱情。

　　然而，由于没日没夜地为革命奔波操劳，高君宇的身体每况愈下。1925年3月，他因急性阑尾炎恶化为败血症，与世长辞，年仅29岁。依照他生前的愿望，同志们把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湖畔。石评梅将高君宇写在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镌刻于墓碑之上，这就是广为传颂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也是高君宇短暂光辉一生的写照。三年后，石评梅病逝，葬于高君宇墓旁。

　　斗转星移。

　　如今的慈悲庵早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其正殿及南屋均辟为博物馆。高石之墓也进行了修缮，简朴而肃穆。伴随着2008年陶然亭公园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多人前往这里探寻革命先辈的足迹。抚今追昔，耳畔仿佛传来激情岁月的呐喊，革命志士们用青春热血和红色梦想铸就的历史丰碑，后世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