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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

  原标题:踏寻北京红色印记 | 京报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

  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历经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它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见证了北方地区革命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更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铁肩辣手”是京报馆的魂

  魏染胡同30号、32号是一栋坐东朝西的灰色二层小楼。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中,这栋小楼颇为显眼,头回路过此地的人常被楼门上镌刻的“京报馆”三个大字所吸引,进而萌发探寻这家老报馆前世今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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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京报馆

  时光倒流103年。

  那时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民的觉悟。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仁共勉。

  起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0年9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染胡同。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京报》问世后,讲求新闻的时效性,注重时政报道和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很快在读者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到6000份。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10多种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至今脍炙人口的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的这些副刊发表的。

  对五四运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怒不可遏,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强烈反对。《京报》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邵飘萍像.jpeg

邵飘萍像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北京专科以上各校学生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在这次集会上,邵飘萍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学生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前台,表示反帝爱国的决心。会议气氛极为悲壮,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次日,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京报》对于这场伟大运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发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了《京报》。

邵飘萍办公室.jpeg

邵飘萍办公室

  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涉猎多为社会学、经济学问题,诸如《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这一时期,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简明扼要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大意义,同时指出,研究社会主义应时时勿忘中国实情。

  1920年4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8月,《新俄国之研究》也在国内出版发行。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的专著,邵飘萍的这两本著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关注,两部书都再版多次印刷。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为教学开列的参考书中就有《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足见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

  躲避政治迫害、东渡日本的时期本是人生的一段苦难,但邵飘萍却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政治敏锐以及对社会的极强洞察力,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思想上有了一次重大飞跃。马克思著作“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这些思想对《京报》的办报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京报》开始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马列特刊从京报馆送到读者手中

  邵飘萍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四处奔走设法复活《京报》。1920年9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得以复刊。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目,成为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一周后,《京报》以《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以四版篇幅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这期特刊不仅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还醒目刊出了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jpeg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员交往甚密,《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

  派出记者报道工人学生运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示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多方采访。2月6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况。2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消息。之后,《京报》冒着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以支持。为了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纪念二七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中共北京地委指派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编写了一部《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在邵飘萍的全力协助下秘密出版,发行量数以万计。

邵飘萍手稿.jpeg

邵飘萍手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的卫兵肆意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大血案,举国震惊。《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并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此后几天,《京报》及副刊连续刊出声讨文章,不到半个月时间,共刊发各种有关惨案的文章200多篇,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

  这一时期的《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

  京报馆的办报风格影响了一代人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得知北京大学要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于是致函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促成此事。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被聘为讲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此后,邵飘萍每周日去北大红楼讲授一小时的课程,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他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社会。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学生创办练笔的园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中成为有用之材。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合影.jpeg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合影

  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曾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对邵飘萍心存敬意,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高度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展工作。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直到牺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正式确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京报》社长61年不为人知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终于公之于天下。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

  今天的京报馆旧址已重新修缮,正进行展陈布设,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

  我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们,通过他们的新闻实践在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救国救民的早期探索,积累了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先行者。

  见证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革命遗址承载的红色历史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贾晓燕)

1983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2版报道,京报馆成为当时宣武区首批文物暂保单位。.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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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京报馆旧址完成腾退,为京报馆修缮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方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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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9版报道,京报馆修缮顺利,计划2021年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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