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联合出品100讲“北京党史”慕课，第一次全景式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的光辉历史，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鲜活的学习教材。

　　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三个同学都住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三个人常一起谈天说地。他们觉得老师们办了《新青年》杂志，咱们学生是不是也得办个杂志呢？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稿子可以自己写，但办杂志的经费从哪儿来？有个同学出了个主意：陈独秀正在倡导新文化，请他帮助解决经费行不行？于是，大家推举徐彦之同学去见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有些犹豫，因为傅斯年是黄侃老师的“门生”，黄侃又反对新文学。傅斯年如此大转变，会不会让人觉得是“哪方面”派来的间谍呢？经过胡适从中作保，陈独秀最后表态同意，经费算是有了着落。

　　1918年10月13日，同学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确定了办杂志的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杂志叫个啥名字呢？罗家伦提出叫“新潮”，同学们一致赞同。

　　万事俱备，又来了一股相助的东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腾出红楼一层22号房间，给新潮社当办公场所。印刷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经费往来则由学校会计科负责。

　　1919年1月1日，北大学生办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发行。《新潮》呼应《新青年》，批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是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

　　《新潮》刊发了不少分析民主、家庭等问题的文章。比如：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就大胆宣称：“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有一些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号召妇女“应知道自己是个‘人’”。当然，也有像傅斯年《万恶之源》这样偏激的文章，认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新潮》出版后，备受读者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加印3版，销量达到1万册。就这样还有读者买不到。当然，《新潮》也受到保守派的抨击，有位自称“文通先生”的人，在杂志写下“非圣乱经”“洪水猛兽”等评语，送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怂恿他处置相关人员。

　　随着新文化运动逐渐接近尾声，傅斯年、罗家伦等骨干纷纷出国留学，1922年3月，共出版3卷12期的《新潮》杂志终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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